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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生七十古来稀，前除幼年后除老。”杜甫的诗句，道出了古人对长寿的渴望与珍惜。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机能逐渐衰退，疾病便如影随形，悄然而至。这，便是中老年人需面对的第一道坎——体衰病侵。

宁波有句老话“要窜头，海三湾”，意思是要想发迹，就得走远路，闯世界。于是，最早一批的宁波红帮裁缝纷纷到对外开埠的上海滩闯荡，由此翻开了中国服装史上崭新的一页。

红帮裁缝的发祥地为宁波鄞奉（鄞州和奉化）为主的奉化江两岸。《鄞县通志》记载：“海通以外，商于沪上者日多，奢靡之习，由轮船运输而来……往往时式服装，甫流行于沪上，不数日，乡里之人即仿效之，有莫之能御矣。”这些裁缝凭借自身的好手艺，从不起眼的“包袱裁缝”做起，勤勤恳恳，起早贪黑，闯出了一片天地。“包袱裁缝”即携带着剪刀、熨斗、皮尺等工具穿梭于城市的街头巷尾，上门做裁缝，他们在马路上摆摊缝补，去外国轮船上兜揽生意，刀工、手功、车功、烫功突飞猛进。

“西装热”又给聪明能干的宁波裁缝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。他们与时俱进地借鉴西方服装剪裁技术，总结出西服工艺的胁势、胖势、窝势、凹势、翘势等“九个势”，及平、服、顺、直、圆、登、挺、满等“十六字标准”。以“上海西服业鼻祖”、红帮名店“荣昌祥”创始人王才运为代表的红帮裁缝，更在西服的设计制作上大胆创新，探索改进西服的工艺、面料、辅料和里衬，并结合东方人的身材和着装需求，创制了独具特色的海派西服。

定制西服，有大大小小100多道工序，为提高技艺，红帮裁缝无论师傅还是徒弟，都会时时苦练、钻研。如针对西服面料厚、辅料硬的特点，他们便练习“热水里捞针”“牛皮上拔针”等特殊功夫，以提高运针的速度和力度。量体亦是裁缝的一项硬功夫，根据顾客的身材量准尺寸只是基本功，红帮高手甚至能在特殊情况下凭一双眼睛“以目测代量”，还可以依照电影或画报中的明星服饰，为顾客依样复制。

红帮裁缝能在十里洋场上扬名立万，红极一时，靠的不仅仅是精湛的手艺、高端的定位，还有无微不至的服务。宁波还有句老话“天下三主，顶大买主”，顾客来店定做衣服，就要记住其姓名、地址、职业等信息，心中有个底，他下次再来时，就能像熟人那般交谈；顾客出店门若突然下起雨或雪，得撑开雨伞，送人上车；每逢春秋两季，店里会给老顾客一一发信，告知顾客“现在是换季之时，新货已到，恭候您的光临”；业余时间，裁缝们还刻苦进修英、俄、日、德等多种外语，以更好地接待一些西方侨民顾客。至上世纪40年代末，上海的西服店多时达700家，其中足有六成是宁波人开的。

因为他们的智慧、才干和努力，红帮裁缝创下了中国服装业的五个“第一”：1896年，奉化人江良通在上海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红帮裁缝店——“和昌号”；1902年，奉化红帮裁缝领军人物王才运根据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意愿，创制了中国第一套中山装；1904年，奉化红帮裁缝王睿谟在上海开设的“王荣泰西服店”，为民主革命家徐锡麟制作了中国第一套国产面料西装；1947年，由“荣昌祥”王宏卿等人发起并筹备了中国第一所西服工艺学校；中国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由“裕昌祥”老板王廉方的徒弟顾天云撰写。

然而，进入工业化发展新的阶段后，在流水线大批量成衣生产的趋势下，这门精工细作的传统手艺一度走向式微，且红帮裁缝大多为家族传承，传内不传外，导致红帮的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。这样的局面，让众多业内外人士为之揪心，大家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，为改善现状而努力。

年轻一代的红帮传人都坐不住了，纷纷打破红帮原先“传内不传外”的旧习，要让更多的服装爱好者了解和学习到红帮精湛的技艺。如这几年，第四代传人金达迎不遗余力地宣传红帮文化，先后在浙江大学、宁波纺织学院、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高校开讲及授课，分享红帮裁缝的文化和技艺等。

尤为可喜的是国内配资平台，宁波一些规模化生产企业承继了传统的红帮技艺，如雅戈尔投资1亿元改造精品西服车间，自主研发MES定制系统，实现单套西服个性化定制等。网上定制和实体分店已开到世界各地。还有罗蒙、爱伊美、荣昌祥等一批优秀的奉帮服装企业，他们在缤纷的国际舞台上，演绎着新时代红帮艺术的传奇。

红帮荣昌祥宁波裁缝西服发布于：上海市声明：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，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，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。